罗新读《巴基斯坦寻根之旅》︱寻访那个正在消逝的巴基斯坦

发布时间：2025-05-12　点此：703次

《巴基斯坦寻根之旅》，[英]伊桑巴德·威尔金森著，王凤梅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即出对良久人来说，巴基斯坦是电视新闻里最高频的外国国名之一，但作为游览意图地在周边国家中却或许排在最末。巴基斯坦的政治不稳定并非始于、更非源于“反恐战役”，但二十一世纪初发生在邦邻阿富汗的战役显着加重了不稳定情况在巴基斯坦许多层面与许多当地的恶化。现在的巴基斯坦，不只在良久群众心目中，很或许在国际大多数区域的大多数人心目中，都是既紊乱又悠远、既风险又奥秘的美妙组合。二十多年来，外国人所写的有关巴基斯坦的热销英文读物，其作者简直全都是记者和研究者，比方Owen Bennett Jones（著有Pakistan: Eye of the Storm）和Anatol Lieven（著有Pakistan: A Hard Country），并且都聚集于政治。当然，这种倾向自1980年代以来愈加显着，有目共睹的作者如Emma Duncan（著有Breaking the Curfew: A Political Journey Through Pakistan），以及Christina Lamb（著有Waiting for Allah: Pakistan’s Struggle for Democracy），都拿手政治调查与记载。曾经那种在巴基斯坦注视坚守、体会社会文明的游览作家，如Dervla Murphy（著有Where the Indus Is Young: A Winter in Baltistan），好像遽然绝迹了。或许这种改动是巴基斯坦局势的正常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桑巴德·威尔金森（Isambard Wilkinson）出书于2017年的《巴基斯坦寻根之旅》十分可贵，值得引荐。此书原名Travels in a Dervish Cloak，字面意思是“像dervish那样的游览”。dervish源于波斯语，相对应的阿拉伯语词是fakir，即威尔金森书中屡次说到的“法基尔”，指的是伊斯兰教苏非派苦修者，他们总是破衣烂衫、甘贫乐道，关于他们的故事常常着重他们能以某种不寻常的方法取得神示，他们的故事多与医疗、音乐和舞蹈分不开。这样的苦修苏非首要散布在伊斯兰国际的边际区域，如小亚细亚、中亚和南亚等。威尔金森以此名书，当然不是说自己假扮为苏非处处乱逛（如1860年代的匈牙利人万贝里那样假装土耳其dervish进入中亚），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记者身份才是他的假装，他在巴基斯坦各地冒险游历的首要意图，并非探求当时的政治胶葛，而是为了寻找那些正在消失的陈旧传统，那些圣地、圣徒和坚强的当地建议。身处乱流，却企图在日益式微的旧传统中窥视往昔的亮光，以及未来的或许，这是威尔金森《巴基斯坦寻根之旅》的价值地点。

不同于绝大多数记者和研究者，威尔金森与巴基斯坦有共同的个人联络。此书题献给两位晚年女人，一个是在爱尔兰的外祖母，一个是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贝古姆（Begum）。威尔金森的献词说：“你们让这悉数成为或许，你们给日子添加了masala。”masala是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共有的一个词，指混合在一同的香料。外祖母的宗族十九世纪从法国或比利时来次大陆经商，从此久居下来，宗族中既有欧洲人，也有印度人；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外祖母的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外祖母在十八岁时嫁给了一个正前往缅甸抵挡日军的英国马队军官。印度独立后，外祖母离别她真实的故乡、正酝酿血腥分治的次大陆，带着两个女儿迁往她从未到过的英国。威尔金森年少从外祖母那里听到的，都是次大陆的故事。在外祖母家里，他常常见到从拉合尔来访的贝古姆。贝古姆不是姓名，而是一个称谓。这个称谓源于突厥语，是从专用于男性的“伯克”（bey/bek/beg）一词转化而来的对尊贵女人的称谓，常见于中亚和南亚的伊斯兰社会。威尔金森所讲的这位贝古姆当然有自己的姓名，但人们出于敬重只称她贝古姆，所以书里也如此称号她。外祖母1950年代在马来亚遇见她，结为知己，姐妹友情毕生不渝。两人的互访使外祖母得以重温旧梦，而巴基斯坦比那时的印度更能让外祖母稍慰乡思。

正是贝古姆和外祖母把万里之外的巴基斯坦变成了少年威尔金森心中的故乡，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可思议地，我发现自己对一个从未到访过的当地怀抱着乡愁。”所以他说：“我的巴基斯坦之旅早在我踏足其地曾经就现已开端了。”他第一次目击这片梦寐之地，是十八岁时和外祖母一同，到拉合尔参与贝古姆小儿子的婚礼。他说：“1990年的巴基斯坦正契合我的幻想。”从机场到贝古姆大宅的路上，外祖母指给他看车窗外的法基尔。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类人，但他之前现已读过有关这类人的书，也读过这类人的古代先贤所写的诗。婚礼后，他独安闲巴基斯坦游览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我坐火车从卡拉奇回来拉合尔，在没有窗户的三等车厢里穿越冰冷的沙漠，邻座的贫民给我吃的，还让我躺下与他们的一个孩子共盖一张毯子。所到之处，总有人给我容身之地，不愿收钱，帮我找好返程的交通东西，给我介绍下一站有必要依托的朋友。他们问，你在巴基斯坦要待多久呀？我说，待到我没钱停止。他们说，那么你永久也离不开了。”

这本书所记的，是威尔金森作为《每日电讯报》记者于2006年至2009年在巴基斯坦许多阅历中的很少一部分。他在完结记者的时势报导之余，有方案地看望正在式微中的传统名胜，探触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多颜色和多声部的巴基斯坦。不过在2006年之前，在外祖母和贝古姆的怀旧故事之外，威尔金森已屡次深化巴基斯坦，对这个国家文明与人群的杂乱性已颇有了解。他说：“大学毕业后，我对巴基斯坦的猎奇并未衰减，有那么几年，我每年都去游览个把月，后来我爽性决议在那里长住，以发动一个全面了解巴基斯坦的深度游览。”伴随他的是哥哥契夫，契夫在书中还会再三呈现，其重要性跟着威尔金森的叙说而逐步闪现。但是这个遍游巴基斯坦的方案夭亡了，因为威尔金森遽然患病，敏捷发展为肾衰竭，只好回爱尔兰就医，做了肾移植手术。如此严峻的病患并没有如家人所担忧的那样使他离不开病榻，几年今后，他竟奇特地恢复了，开端他的海外记者生计。2006年头，报社国际部有意把他从马德里调往伊斯兰堡，他满心欢悦地答应下来。接下来的三年多，威尔金森一边报导万花筒般变化多端的巴基斯坦今世政治，一边运用悉数时机，寻访那个陈旧的、正在消逝的巴基斯坦。这本书便是这些寻访的一个记载。

除了良久史籍称为巨细勃律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Gilgit-Baltistan）和克什米尔，威尔金森的寻访覆盖了巴基斯坦的一切省份。在激进主义席卷伊斯兰国际的浪潮下，和其他当地组成，巴基斯坦多姿多彩的苏非遗产日渐式微，还在牵强保持的圣地、圣徒及其信众越来越多地遭受极点安排的暴力进犯。多样化的崇奉实践风流云散，宗教宽恕和文明敞开成为一个悠远的回想。威尔金森在巴基斯坦的寻根之旅，寻的是什么根呢？便是这种宗教宽恕和文明多样之根。在他看来，苏非奥秘主义代表着巴基斯坦传统对当地性和多样性的宽恕，是这个国家往昔的“内核与实质”，苏非遭受的有安排进犯意味着极点主义已渗透进社会和文明的一切旮旯。这一局势使威尔金森有了紧迫感，他要看望尽或许多的圣地和圣徒，看看年代激流怎么吞没传统，以及传统怎么坚持、怎么在窒息时间仍旧坚强呼吸。“我对这个国家正在改动其特点的惊骇，以及寻访悉数老传统的巴望，因一个事情而急剧强化。装备分子炸了苏非波莱维派（Barelvi）学者的一个集会，逝世逾六十人。这场进犯并不是逊尼派对什叶派，而是逊尼派对逊尼派。装备分子的直接方针，是这个国家的平和主义与奥秘主义内核。”

“真实的巴基斯坦”，这是威尔金森对传统的了解。但是，他在一切当地都看到，他心目中的“真实的巴基斯坦”面对极点主义的要挟。“一种愈加严峻齐截的伊斯兰，正要挟着陈旧的、民间的、奥秘主义的崇奉。我日益深信，苏非圣坛才是传统巴基斯坦的心脏与脉息，可它们正在接受镇压。”他这样描绘印度河两岸的信德省村镇：“簇集于印度河两岸的，是多层而陈旧的文明。这儿有‘异端穆斯林’、印度教教徒、释教教徒，还有非洲黑人奴隶的后嗣Sheedi，他们的典礼中保存有非洲的陈旧典礼。信德歌谣讲着这样的故事，说人们吃掉圣徒以吸收其美德。在这儿，地主们把女儿嫁给《古兰经》，避免自家财富因婚姻而离析，农人们日子得跟奴隶也差不太多。”

威尔金森的时势报导与他的苏非看望通常是穿插堆叠的，乃至在采访巴基斯坦的政治首领时，他都会从他们的言辞中推寻实际政治与陈旧传统之间的联络——传统怎么服务于实际，实际怎么蔑弃传统。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是威尔金森对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的采访。“有一阵，她旋拨念珠，默吟咒语，循环往复。‘这个祷告语我不能告知你，是一个苏非教我的。我阅历了这么多（困难不幸），祈求和深思能够帮我静心。我生在苏非奥秘主义的土地上，我的家人总是去苏非圣地。我自己很乐意成为一个（苏非）。’她狡黠地一笑，接着说，‘你有当苏非的潜力，我猜你能够成为一个小苏非。我在你这么大时正在监狱里，监狱使我更理解一些事，关于生命隐藏着的那一面’。她生动地议论巫术和宿命论。她是巴基斯坦老式混合文明的代表，这种混合文明对异端的宽恕，尤为典型地体现在信德省，因为这儿弥漫着苏非精力，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边界都不那么明晰。但是，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的个人崇奉首要是一个东西，服务于她的政治方针。”

威尔金森看望苏非的旅程有时是风险的，有时是徒劳无益的，有时是让他自己绝望而归的，不过整体来说，他比一般人更多地看到了掩映在国际国内政治抵触之下的、深层次的巴基斯坦。他并没有从实际中脱身，三年多时间里，他见证了律师集体对穆沙拉夫政权的反对和奋斗，见证了贝娜齐尔·布托的被刺，见证了当地传统实力对中央政府的抵挡，也见证了阿富汗边境的杂乱现状。这悉数，与他对苏非的痴迷般寻找并不矛盾，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方法，透过紊乱无序的实际看更深的当地，看那些或许为巴基斯坦的未来供给养分的要素。他从苏非看到了宽恕，从当地王公看到了自治，从多宗教、多种族、多种姓的同处看到了平和与次序。他乃至没有忘掉写自己在伊斯兰堡的日常日子，写他招聘的司机和厨师之间的奋斗，从他们身上看到一般巴基斯坦人的长长短短。

威尔金森在巴基斯坦的看望式游览当然仍是不完整的，首要因为他的肾脏再次衰竭，不得不回都柏林医治。最终他幸运地再次获救，而这一次给他供给肾脏的是他的哥哥契夫。在那之后，他开端写这本书。因为他的身体条件，正如他在书末致谢词中所说，这是一场折磨人的、长年累月的写作。威尔金森的文字简练高雅，信息量大，含义丰富，他的情绪与点评往往潜伏在多层次的叙说背面。书出书后，简直一切评论都说到他的写作风格是“老式的”，大概是指英国传统游览写作那种诙谐的、嘲谑的、敬而远之的和直爽的风格。威尔金森与巴基斯坦的个人联络，即他经由外祖母和贝古姆酿制的对巴基斯坦的乡愁，使他的直爽和嘲谑更肆无忌惮。比方，他偏心运用帕坦人（Pathan）这个术语而不是普什图人（Pashtun），多多少少显现了殖民年代老一辈给他的影响（当然，这也或许引来尖利的批判）。

无论怎么，在有关巴基斯坦的游览写作中，威尔金森此书把实际政治与传统文明区别开来，一起也展现了两者的混融与纠结，对这片土地表达了深深的爱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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